有一天早上，我的好护士劳拉转给我一封电子邮件。【这是非常悲伤的一天】，她在主题中这样写道。我接收了邮件，迅速打开并阅读起来，原来是我的一个病人去世了。一个令我左右为难的问题再次困扰了我：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向他的家人致哀，或者向他们发一封充满同情的电子邮件或卡片？我到底应不应该去参加她的守夜和葬礼呢？

作为医生，我们和自己的病人之间有一根非常特殊的纽带相连，那就是所谓的医患关系。对于我们这些肿瘤科医生来说，病人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了— —他们几乎都已被死神扼住咽喉。在这种请况的威胁下，我们开药治疗，见证意料之中的疗效，遭遇意想不到的副作用，眼巴巴地（希望）看到自己的病人出现治疗上的突破而成为幸存者。我们希望每一个癌症病人都能痊愈，或至少能够带瘤生存上一些年。

我一直视自己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为重中之重。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，每个癌症病人的死亡都令我心碎，因此我参加了每一场葬礼，去安慰每一个家庭，去为每一个病人的逝去恸哭。这种巨大的悲伤让我情不自已，它差点迫使我离开肿瘤科，甚至几乎让我放弃医生这份职业。后来我理性地认识到，病人的离世在肿瘤科实在太常见了，我怎么可能承受得起所有病人的离世呢？毫无疑问，我需要另找一种合适的方法，让我把自己的医疗事业继续下去。

就在这时，我领悟到我实际上最“需要”的是一个告别临终病人的方式。对我来说，我的确流下了悲伤的眼泪，但这无法弥补我错过的那些向病人最终道别的机会。我意识到，无论是对于安抚临终病人的情绪或平复我自己的心境而言，向病人道别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所以，我有意识地做出了一个决定— —我决定不再参加任何病人的守夜或葬礼，而是抓住跟病人说再见的机会来取而代之。这之后，不管是癌症病人选择在家中接受善终服务，或是我判断他们即将在医院中离去— —每当我的病人接近生命的终点时，我都会向我自己发誓：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对他们说声“再见”。

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我仍然记得我一个老病人的最后一次就诊。她来的时候坐在轮椅上，身体极度虚弱，似乎只剩下了一口气。我们都看得出，此刻的她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。我建议她接受善终服务，她和她的家人都同意了。他们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我答应她，不管怎样，我仍然会为她医治到最后。

我开了药方，也给她制定了治疗计划，但在我离开她之前，我真诚地看着她，对她说了以下的话，以后凡遇到这种情况时，我也都是这样做的：

“我生命中最大的荣幸，就是在这里陪伴你、照顾你，让我有机会去了解你和你的家人...谢谢你让我成为了你的医生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次见到对方，但我希望就在现在，就在这里， 让我能够跟你道一声再见— —不论你和你的家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。”

每当我想起这些话，在如何回应病人离世的问题上，我都会觉得释然了。

没有哪个既定的“药方”能够教我们如何直面病人到达生命终点的那一刻。面对即将结束的医患关系，我们每个医生都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安抚自己的心灵。有些医生会选择发送卡片或打电话，还有些医生会选择参加病人的守夜或葬礼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当我知道我的病人一息尚存、即将离去，我要温柔地看着她的眼睛，温暖地握着她的双手。我知道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这条路即将要到尽头，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。

就是这一刻，让我重温了作为一个医生的自豪感。虽然病人离世总是令人悲哀的，但与他们道别是我们必须学会的重要一课。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恰当得体，我们都将会受益良多。